6月14日—15日，由辽宁大学、东盟与东亚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数字经济时代中的东盟东亚区经贸与投资合作”高端国际学术会议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东盟及其成员国的代表与前政要，有关国际组织的代表与专家，国内有关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沈阳，共商东盟东亚区域经贸合作。
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一阶段
辽宁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湘君教授主持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一阶段。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陈波教授围绕“服务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技能溢价的影响：来自中国的理论与证据”谈到，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服务投入和技术升级决策，并结合公平工资理论，构建了服务业开放影响制造业企业内技术溢价的理论模型。模型结论表明，服务业开放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投入成本，增强其盈利能力，从而使得拥有更强谈判能力的技术劳动力受益，提高了企业内技术溢价。此外，服务业开放会促进相对低技术的制造业企业选择技术升级，从而提升了这部分企业内的技术溢价。基于200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011—19年上市公司样本的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刘青教授围绕“投入相似性、核心竞争力和并购”谈到，基于资源的企业观认为，企业会为了利用核心竞争力而多样化经营。我们认为，企业在投入品的使用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能力是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这一能力对企业并购决策的影响。我们发现，当企业通过并购进入新行业时，更有可能选择投入结构更相似的企业为并购目标，以实现对其投入品的使用方面的专业知识或能力的充分利用。利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降低了进口关税这一准自然实验，我们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因果关系。这一研究对理解企业的混合并购提出了新见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田巍长聘副教授围绕“中美贸易战之中国反制关税的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进出口链接”谈到，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大量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额外关税，作为应对中国相应征收了反制进口税。本文使用2016-2019的海关月度进出口数据，重新审视了中国反制关税在企业层面的关税传递。我们发现反制关税增加10%会减少3%从美国的进口，企业会调整战前的进口产品组合以缓解贸易争端带来的采购成本上升。我们同时发现反制关税带来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出口下降，结论在控制进口支出后仍然显著。我们进一步讨论反制关税通过投入产出的产业链对下游的累计影响，上游的反制关税会提高下游生产成本并放大反制关税对出口的负面作用。
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二阶段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游宇教授主持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二阶段。
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院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建培围绕“匿名选项的价值”，阐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信息处理者必须获得个人同意方可处理信息”的现实意义，并将该规定刻画为博弈模型中的匿名选项。研究构建了一个垄断厂商和消费者互动的两阶段重复购买博弈，分析比较了有匿名选项和没有匿名选项时的子博弈精炼均衡，并探讨了匿名选项对厂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及其保护消费者隐私权的有效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鄢萍围绕“像中国一样出口：贸易地位的决定因素”，阐释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决策机制。我们的模型框架强调了劳动力市场摩擦和市场需求的变动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塑造机制。在这一模型背景下，一个简单的单纯取决于企业生产率的出口决定模型不再适用，该模型的结果也不能与现实数据相吻合。我们采用模拟矩方法把异质性企业动态结构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比较了国企与民企的参数的差异，通过反事实的政策试验衡量了劳动力调整成本、市场需求、贸易成本这三个维度的决定机制的相对重要性。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徐铭梽助理教授围绕“学以致用：政治轮换与中国地方比较优势”作主旨发言，阐述了党中央领导下的地方领导干部轮换对地区间技术扩散的影响。基于地级市官员的履历信息和对1997-2013年间各城市分行业出口绩效的度量，研究发现，当一个官员调入某一地级市担任市委书记后，其上一任职地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那些产业会在其新任职地表现出更好的出口绩效。这种效应对于更依赖于契约执行的行业以及学历更高的官员来说更加明显。进一步地，基于对地级市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这种官员调动带来的行业出口的变化可能是由产业政策变化驱动的，即在官员的新任职地，上一任职地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得到了更多支持。
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三阶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兼职研究员鄢萍教授主持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三阶段。
辽宁大学金融与贸易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志远围绕“反倾销调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谈到，当前我国面临严重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和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出口企业的影响变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利用2000—2015年我国遭遇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企业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并采用倍差法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我国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反倾销调查带来的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了我国企业进入和退出美国市场的数量和概率。但是不确定性减少进入的效应要大于减少退出的效应，使得市场上幸存企业减少，整体上降低了我国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动态活跃度，且该效应随时间推移逐步增强。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该发现拓展了反倾销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为应对当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风险与日俱增的状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辽宁大学李安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游宇教授围绕“汇率更具灵活性是否能稳定转型经济？——来自中国外汇改革的证据”作主旨发言。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与政策相关的问题，并为中央政府和全球投资者提供政策启示。为了刻画中国货币政策从数量型政策转向价格型政策的转变，我们在中国－美国开放经济模型中结合了修改后的麦卡伦准则和扩展的泰勒准则。进一步地，我们采用具有水平和波动创新之间相关性的广义SVAR模型进行了实证估计。我们发现，一是自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以来，汇率成为了冲击的减震器；二是价格型货币政策相较于数量型政策更能改善中国的货币稳定性；三是由货币引起的通胀不确定性的下降，约占通胀稳定改善的41%。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高明围绕 “数字经济平台如何通过代理销售模式影响多个供应商之间关系”谈到，通过数字经济平台与供应商之间广泛采用的代理销售模式，垄断平台（即下游零售商）有能力和激励对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进行操纵和调节，以获得最大利益。这种关系既包括需求关系（即互补品或替代品），也包括战略关系（即不同供应商的最优定价之间是战略互补或战略替代关系）。这种操纵可以通过每个供应商与平台之间的收入分成比例高低来调节，或者通过平台对消费者用户的访问权进行定价（比如会员费或者补贴）来实现。特别是平台可以利用多个供应商之间的交叉效应来提高利润。我们分别分析零售商与一个供应商纵向整合、不同供应商之间合并或合谋定价等不同市场结构对数字经济平台上述能力和激励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福利、社会福利的影响，为数字经济平台监管政策分析提供依据。
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四阶段
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副主任霍伟东教授主持学术和政策研讨会第四阶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主任马弘教授围绕“超级工厂来到城镇：从河南富士康厂识别集聚外溢效应”谈到，通过对超级工厂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重点关注了聚集效应对地区制造业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服务提供商富士康在中国河南省的投资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地理差异法和结构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靠近富士康工厂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离工厂较远的地区。这一结果通过了一系列有效性检验的验证，证实了聚集效应的溢出效应。我们进一步使用结构模型对溢出弹性和溢出衰减速度进行了估计。通过建立结构模型，我们得出了富士康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大约为1:5.6，这意味着富士康的投资对当地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实证结果与模型估计一致，强化了超级企业能产生聚集溢出效果的结论的稳健性。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海潮教授围绕 “农业进口、结构转型和生产率” 谈到，针对农产品进口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产生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大豆进口关税下降（从114%下降到2.4%）为例，通过实证和量化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大豆的冲击使得农业的总产出、劳动数量和收入发生了显著下降，同时对农业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对城镇地区，大豆关税下降使得城市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上升，平均工资减少，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技术企业和低技能工人。此外，文章量化结果表明，降低大豆进口关税会提高全国整体福利，但对不同的地区会产生差异性的影响，人口流动成本是影响福利的关键因素，流动成本下降会显著提升进口关税对福利水平的影响。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王勇教授围绕 “中国垂直结构下宏观经济政策和国有企业（SOEs）的作用” 在线作主旨发言。该研究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讨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期间如何发挥其政策性作用，以及对中国宏观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影响。该模型具有两个重要的中国特色：垂直结构和国有企业的反周期作用。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政策性作用更大、更能稳定经济和减少波动。此外，政策性目标也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本研究为全面理解垂直结构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角色和系统性解释国有企业稳经济、促增长的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本次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来自东盟及其成员国、有关国际组织、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热烈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为推动区域经贸合作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探索了新模式，取得了新成果。
